保障房挂钩"官衙" 办公楼禁建不如变卖来痛快

近日有两条与政府办公楼相关的新闻，如果放在一起读，会读出另一番心得来。一条是中央政府提出今年要完成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的任务，如今距年底还有三个月的时间。国办发布了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，明确提出完不成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城市，一律不得兴建和购置政府办公用房。另一条是陕西贫困县宁陕为了推行15年免费教育制，将财政收入的40%投入到教育中。因迁建宁陕小学缺乏资金，县政府将办公楼卖掉，县直部门则迁到原校址办公。正是大手笔的财政投入，才使得免费教育制度惠泽每一个家庭。

其实国办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一文，林林总总，其中不乏更重要的内容。信息社会，有一种资源是永远稀缺的，那就是人们的注意力。把网民最关心的、最吸引人的、最新的信息点放在标题里，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，拿政府办公楼做主打，“配菜”被当成“主菜”来开发了。在如今这个消费主义时代，机关办公楼已经不再只是办公楼，而成了一种网络式戏谑道具。完不成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的城市不得建设政府办公楼，以此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，契合了公众对于居住权利的期望，将两种意义不同的房子挂起钩来，显然不乏矫正价值。

在公共治理的很多方面，我们习惯使用挂钩这个办法。如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作为企业提取新增效益工资的否定指标，未完成核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指标的，不得提取新增效益工资，于情于理都无懈可击。但作为公共治理方，政府在考量民意诉求的同时，还必须考虑行为本身的合理性与可行性。用保障房株连机关办公楼，很容易能给人一个错觉，即建设保障房任务是“有奖建设”，完成的就可以“兴建和购置政府办公用房”，至于办公楼是否该建，是否超标，似乎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当务之急的保障性住房完成的好坏。

单纯从理论角度看，地方国家机关并非商业性的牟利机构，而是纯粹的公共服务部门——它的这种性质甚至比学校、医院等其他公共部门更为纯粹。依据国家发改委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，正部级的办公面积“不能超过54平米”，副部及正司局、副司级、处级和处级以下面积标准分别为42、24、18、9、6平米。假如某个地方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确实低于上述标准，即使它的保障性住房任务完不成，但按规定建设办公用房仍有合理性。假如某个地方的政府办公楼建设标准已严重超标，哪怕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按时甚至提前超额完成，也不能有重修“官衙”的念想。两者是并行不悖的，分属不同的权责层面，是不可以交叉牵连到一起的。弄不好两个方面都得不到很好的贯彻，让制度失去应有的制约力。

这就如同一个孩子学习成绩很不好，你却剥夺他穿漂亮衣服、吃零食权力一样，学习成绩的提高有赖于学习态度、学习方法上的端正与改进，而这个孩子其他的权力不应该受此牵连。同样的道理，保障性住房建设也应该从加强政府公众服务职责的角度加以引导，而不应该把地方政府其他方面的权责利益和保障性住房牵连在一起，否则就有连坐之嫌。政府办公楼当建则建，不当建就不能建，用一句俗话来说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强调保障房建设与机关办公楼连坐，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就可能被当成一项软任务，就算完不成，充其量不过是“一律不得兴建和购置政府办公用房”。

政府治理过程中常常出于“公共利益”的目的，实施种种隐性的、没有效率“连带责任”。从大的方面说，清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未完成，暂停审批当地党政领导干部的出国、出境申请；本年度大气污染综合整治目标任务没完成，不准购置小汽车；一家企业或一个地方出现严重环境违规事件，环保部门暂停这一企业或这一地区所有新建项目的审批；一家煤矿发生矿难，就关闭所有煤矿。从小的方面说，出台“红头文件”规定未完成指定公务接待用烟计划的单位，将被扣减公用经费；治庸风暴中一人因违规使用电脑，全科室每人扣除一个月的年度绩效目标奖金。一件事情试图捆绑、株连不相关的人和事，以期问题迅速解决，即是连坐式管理思维。

“连坐”式管理，是近些年来公共治理领域热衷的一个“妙招”。为了管理方便，与某一项责任毫不相关的权利就可以因此受到剥夺，而这些权利很多同样是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，它们被当成“抵押物”，这显然违背了法治应有之义。更多的审批，更多的管制，更多的程序，更严格的规则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集体性惩罚和关联性惩罚。这些任意扩大株连范围的关联处罚之所以没有效率，是因为有关方面在做决策的时候，只是为了“省事”或者基于治理者的“隧道视野”，只是在意治理效率，而没有考虑社会的机会成本。尽管这些关联性惩罚对相关的政府官员是最优的制度安排，但对整个社会往往则是无效率的。

再说宁陕县的新闻。宁陕小学所在的位置出现山体滑坡，县里考虑迁建。最终通过出让、置换等方式，宁陕县将县直部门的办公楼卖作商铺。

办公楼卖掉了，县财政局、城建局等县直部门只好迁到宁陕小学原校址办公，并成立了行政小区。而所谓的行政小区就是几栋破旧的楼房，每栋楼三层高，远不如学校实验楼气派。宁陕县变卖机关办公楼办教育，是铁了心要把15年免费教育进行到底，在他们看来学校体面比“官衙”体面重要。如今各地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普遍严重超标，极尽豪华铺张之能事，而一说到保障性住房建设，就叫苦连天，不是缺地就是缺钱，说到底是“官衙”比百姓安居重要。其实，要落实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，实施严格的问责制度就是了，倘一定要与机关办公楼联系起来，禁建莫如变卖来得彻底，只要保障性住房任务完不成，超标的办公楼一律没收处置变现，所得收入全部用于安居工程。宁陕县机关干部就能在宁陕小学原校址办公，某些大搞豪华办公楼地方的干部为何就不能在棚户区办公？

政府治理过程中常常出于“公共利益”的目的，实施种种隐性的、没有效率“连带责任”。从大的方面说，清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未完成，暂停审批当地党政领导干部的出国、出境申请；本年度大气污染综合整治目标任务没完成，不准购置小汽车；一家企业或一个地方出现严重环境违规事件，环保部门暂停这一企业或这一地区所有新建项目的审批；一家煤矿发生矿难，就关闭所有煤矿。从小的方面说，出台“红头文件”规定未完成指定公务接待用烟计划的单位，将被扣减公用经费；治庸风暴中一人因违规使用电脑，全科室每人扣除一个月的年度绩效目标奖金。一件事情试图捆绑、株连不相关的人和事，以期问题迅速解决，即是连坐式管理思维。

“连坐”式管理，是近些年来公共治理领域热衷的一个“妙招”。为了管理方便，与某一项责任毫不相关的权利就可以因此受到剥夺，而这些权利很多同样是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，它们被当成“抵押物”，这显然违背了法治应有之义。更多的审批，更多的管制，更多的程序，更严格的规则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集体性惩罚和关联性惩罚。这些任意扩大株连范围的关联处罚之所以没有效率，是因为有关方面在做决策的时候，只是为了“省事”或者基于治理者的“隧道视野”，只是在意治理效率，而没有考虑社会的机会成本。尽管这些关联性惩罚对相关的政府官员是最优的制度安排，但对整个社会往往则是无效率的。

再说宁陕县的新闻。宁陕小学所在的位置出现山体滑坡，县里考虑迁建。最终通过出让、置换等方式，宁陕县将县直部门的办公楼卖作商铺。

办公楼卖掉了，县财政局、城建局等县直部门只好迁到宁陕小学原校址办公，并成立了行政小区。而所谓的行政小区就是几栋破旧的楼房，每栋楼三层高，远不如学校实验楼气派。宁陕县变卖机关办公楼办教育，是铁了心要把15年免费教育进行到底，在他们看来学校体面比“官衙”体面重要。如今各地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普遍严重超标，极尽豪华铺张之能事，而一说到保障性住房建设，就叫苦连天，不是缺地就是缺钱，说到底是“官衙”比百姓安居重要。其实，要落实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，实施严格的问责制度就是了，倘一定要与机关办公楼联系起来，禁建莫如变卖来得彻底，只要保障性住房任务完不成，超标的办公楼一律没收处置变现，所得收入全部用于安居工程。宁陕县机关干部就能在宁陕小学原校址办公，某些大搞豪华办公楼地方的干部为何就不能在棚户区办公？